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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的贺信在中新社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中新网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 梁晓辉)“70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9月23日，在中新社建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祝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中新社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当天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9月23日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蒋启明 摄

　　“在中新社建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对中新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为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指明前进方向，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中新社社长陈陆军说，“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新社将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回顾中新社走过的路，可谓70年风雨，70年辉煌。”中新社原副社长、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说，中新社当年从47人开始，到拥有一支2000多人的专门人才队伍，一代代中新人怀揣理想，不忘初心使命，甘于奉献付出，成就了今天的国际传播事业。“读了贺信，我倍感欣慰，也倍感骄傲和自豪！”

　　中新社70年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关心和指导。1952年，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在习仲勋、廖承志、王稼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新社肇始创建。当年10月1日，中新社向海外发出了第一篇广播新闻稿《首都纪念国庆节举行隆重阅兵式》，以此标定了10月1日作为中新社的社庆纪念日。70年来走过的历程证明，党的坚强领导始终是中新社发轫、成长、嬗变的根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新社始终把全方位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总书记大国领袖形象作为工作重点，倾力打造重点品牌融媒体专栏“近观中国”等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活动的栏目，推出富有中新风格和差异化、辨识度的核心报道精品，充分展现大党大国领袖领航掌舵的作用。“近观中国”专题策划推出的“大变局·中国治”系列报道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中新社政文部副主任郭金超表示，我们要不断增强履职尽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习近平总书记活动报道和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作为重中之重，紧扣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大议题，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用心用力用情推出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彰显中国气质的新闻作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

　　在长期的对外传播实践中，中新社注重遵循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规律，以新闻立社、以特色兴社。“走过70年，中新社以独具特色的‘中新风格’成为中国新闻界的‘奇兵’，发挥着联通中外的桥梁作用”，中新社总编室主任张红认为，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作出的重要指示，创新话语表达，当好国际传播的“国家队”。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道中，我们将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帮助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9月23日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蒋启明 摄

　　中新社因服务海外华文媒体而生。在建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新社要“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的要求。中新社海外中心主任黄耀柏表示，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蕴涵了对国际传播的高度重视和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深情厚谊。“我迅速将总书记贺信的内容分享给海外华文媒体同业，他们纷纷向我社表达祝贺的同时也非常振奋，称赞这也是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最好鼓励。”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给予了肯定，提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要求。中新社港澳台部主任魏群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海内外各领域宣传报道工作，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从创办之初，中新社就被赋予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定位。中新社评论理论部主任董会峰说，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赋予中新社重要使命。中新社的特稿专栏“东西问”聚焦文明互鉴，依托中外专家，注重学媒结合，网络综合阅读逾10亿人次。“落实总书记贺信精神，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我们的探索永远在路上，需要付出更艰苦努力。”

　　在中国著名侨乡福建，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徐德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提出福建要增强侨务意识和机遇意识，更加重视侨资、侨力、侨智。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坚持为侨服务”作出了肯定。未来，我们要继续以侨为桥，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以更主动的姿态做好涉侨新闻报道。

　　河北、浙江、上海等分社负责人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贺信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入职7年的中新社青年记者杨程晨说，我刚好走过中新社时间刻度的十分之一。作为新一代的中新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赓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嘱托，以自信的态度、高昂的热情、专业的水准，更加生动活泼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贺信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守正创新，加快融合发展。”中新社总编辑张明新表示，中新社正在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着力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式的立体化宣传报道格局，将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完)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